壮大国有经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还需要进一步做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工作。

而导致中美产业分工断裂的主要原因，就是过去40余年在中国饱受非议的土地金融（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土地财政）。中国的计划经济之所以无法继续，就是因为当时不顾自身资本短缺的现实，强行选择资本密集型赶超战略。

在过去十余年中，凭借土地金融，中国从一个劳动大国变成了一个资本大国，从而使中国有了在资本优先还是劳动优先之间做出战略选择的可能。特别是中国土地市场的资本估值（售租比）比世界上最强大的股票市场——美国股市的资本估值（市盈率）更高，泡沫更大。与其他市场规模较小的中心国家不同，可以依赖本土巨大消费市场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对美国的金融—高科技企业也开始产生严重威胁，进而对美国依靠本土市场输出美元的经济模式产生冲击，这是过去百年来从未出现的地缘政治变化，美国在全球化中获益和受损的两个阶层在对华战略上达成空前的共识。货币贬值不行，货币升值也不行。按照格雷欣法则，廉价的资本赋予了中国资本密集型企业更大的竞争优势。

若劳动估值高，有利于劳动型增长阶段。显然，若资本估值高，有利于经济的资本型增长阶段。在劳动过剩的中国，劳动成本是1个单位。

由于这些未来剩余尚未实现，因此这一部分财富也被称为虚拟财富，创造虚拟财富的这部分经济（市场、组织）被称为虚拟经济。货币与全球化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随着货币所受黄金约束的解除，货币的规模大幅增长，结果同时产生了两个效应： 第一，在资本大国，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不再过剩而是短缺——具体表现为发达国家接近充分就业的就业率、强大的劳动议价能力和偏向劳动者的劳动保护制度。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中心国家劳动密集的制造环节开始大规模转移到边缘国家，凡是不能成功实现在全球配置资本与劳动的产业链都会被市场淘汰。而在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的金融和房地产集团拉高当地消费成本的同时，当时的特区政府没有通过类似于新加坡的保障性住房政策，对劳动者进行财富补偿。

全球阶级分化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由于增长的两阶段基本上都发生在同一个国家，一国之内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加杠杆不行，去杠杆也不行。

在过去四十余年，美国是资本大国，资本是美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因此美国以选择第一组有利于资本的政策为主，结果造就了大批资本密集型高科技企业，在新技术研发中遥遥领先。有利于劳动增长的政策，就会牺牲资本增长。结语 转型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两个增长阶段并存。而与之相对应的真实经济，则被称为实体经济。

本文节选自赵燕菁新著《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资本市场要采取双重利息，区分用于资本投资还是实体投资…… 显然，双轨制由于极易导致套利（例如以前的经济适用房），在标准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被认定是低效率的制度设计。百年变局 中美贸易冲突的根源，在于各自在全球化中受损的两个利益集团不再接受这样的财富分配模式和格局。随着自身资本生成能力的提高，中国开始涉足资本密集的高技术产业，资本估值提高（房价上升），开始挤压劳动密集的加工制造业的利润，中国的宏观政策开始面对资本—劳动镜像效应带来的两难。

均衡分布的资本会带来财富的广泛增加，这是形成中产阶级消费群体的关键，也是市场规模扩张的关键。在过去40余年的全球化进程所形成的全球分工体系中，美国是典型的中心国家，中国是典型的边缘国家。

第二，商品交易半径不断扩大，使得增长的两个阶段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空间分工成为可能。由于能给资本贡献最多的劳动剩余，中国击败了其他劳动过剩的国家，吸收了绝大部分国际资本。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的全球化推动了产业的全球分工与布局，边缘国家的资本不断增加，使得这些国家中原本因资本短缺而过剩的劳动得以卷入全球分工。如果再能汲取美国资本市场的教训，彻底改造现有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等资本市场，则中国在资本创造上的能力就会举世无双。中国成为资本创造大国，劳动必然不足，产业就一定要升级到资本密集阶段。在传统经济中，资本总是不足，过剩的劳动总是追逐有限的资本，导致劳动持续贬值，资本变得越来越贵。而提高货币中现金流的含量，就需要紧货币/财政、加息、减税、弱货币（输出产品）、商品国际化（输出商品）、高关税（保护市场）、低杠杆、通货紧缩（有利于债权人）……所有这些政策的后果，都会提高真实财富（现金流）在总财富中的估值。（4）边缘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工人。

受损的则是中心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工人，他们/它们是全球化的反对者。首先，美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受损的一方，即被排除在分工之外的制造业和相关劳动不再接受这样的分配所导致的贫富分化，而华尔街也正逐渐开始脱离硅谷，加上中国作为劳动密集阶段的单一垄断者地位，导致美国的劳动者担心其会丧失对劳动的议价权。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移，迫使中国企业向资本密集阶段升级。只要中国不重蹈当年日本打压房地产市场的覆辙（比如大规模征收财产税），仅这个市场本身就可以为资本生成提供源源不断的信用。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2008年以后中国成为资本大国的步伐加快。资本则通过促使全球劳动之间展开竞争，实现了资本剩余的最大化。

通过将产业链拆分，实现全球分工的中心国家就会相对于其他中心国家更具竞争优势。由于现代货币是以信用为基础的，信用越高，货币中虚拟财富的比重就越高，劳动在交易时就越吃亏。2019年香港发生乱象的根源，也在于这一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外移，导致劳动报酬长期停滞。正是这个无心插柳形成的资本市场，出乎意料地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分工和经济发展信用不足的问题。

依靠土地金融，中国的资本市场一骑绝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超越了发达国家以传统股票市场为主的资本市场。中国其实面临三个独立的战略选项： 第一，资本优先战略。

对于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增长阶段差异巨大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但对于中国这样巨大而广泛存在多样性的经济体，双轨制却可能是最优的选择。

而正是由于资本—劳动的镜像关系，宏观经济政策无法做到在同一时期兼顾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两种产业。结果是，拥有资本比较优势的美国输出资本（产生商品贸易逆差），拥有劳动比较优势的中国输出劳动（产生商品贸易顺差），资本—劳动的空间分离塑造了一种人类历史上效率空前高的全球化。

全球化关键的启动点，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3）边缘国家的金融资本和高科技企业。特朗普上台后的政策——减税以吸引制造业回归，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打击在全球化中获利的美国金融和高科技集团……都是围绕重构美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实体经济这一核心来设计的。好的转型政策，要能兼顾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两个阶段。

没有全球货币，也就没有全球化。但在现代增长中，由于货币受到的约束解除，资本（主要是货币）变为快变量，劳动（主要是人口）变为慢变量，越来越多的资本追逐较少的劳动，劳动的议价能力迅速上升。

只有拥有足够的资本，才能进入资本密集的增长阶段，才负担得起教育、研发、创新等这些迂回的生产流程。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则要求货币中包含更多现金流，以免在与虚拟财富（未来收益贴现）的兑换中吃亏。

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和人民币国际化，成立亚投行，国内经济出现高杠杆、高房价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衰落……这些无不显示出作为一个资本大国才有的特征。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则是由于中国的发展战略转向发挥劳动的比较优势，选择与资本丰沛的国家进行垂直分工。